全媒体时代下，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思路探析
The following article is from 良友纪录 Author 邹礴
随着4K、5G等技术的实现与应用，纪录片的创作也正发生着诸多变化。从前两年的《航拍中国》《创新中国》《AI脑力觉醒》开始，中国的纪录片在内容、创作手法等方面都有了较为新颖的突破。不过，如果从整个影视行业及市场占有率的角度来看，这些创新与突破似乎仍旧不能完全满足观众的需求。
随着新技术、新时代的到来，中国纪录片行业正面临着全新的机遇和挑战。而在当下中国纪录片行业的整体发展中，存在着一个主要矛盾，即——
根据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多年来一直编著的《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显示，近年来虽然国产纪录片中也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现象级”佳作，但是这些作品的数量和整个中国纪录片产业的制作数量相比仍属于“小众”，也无法满足广大观众对纪录片更高层次的追求。
尽管长期以来，社会普遍认为“纪录片本身就是小众的”，但纪录片的“小众”并非这种影视形式的“原罪”。从题材上来讲，纪录片可以涵盖十分广泛的内容，如果能够以更加符合观众需求的方式对相应内容给予呈现，那么纪录片的市场效益绝对可以达到一个相当可观的量级。
造成“纪录片小众”这样一种“假象”的根源之一，在于纪录片创作手法的“滞后性”。这种“滞后性”，不是纪录片在技术手段应用上的落后，而是呈现在内容的表达方式上。表达方式的“滞后”，导致一些题材被做成了“视频化的教科书”，令观众在观看的时候感到枯燥乏味，久而久之便失去了收看的兴趣，从而导致纪录片的在社会认知度层面的降低，进而影响到纪录片本身的行业发展。
近年来，全社会都在探讨“融媒体”对各行各业发展的促进作用。那么，什么是“融媒体”？
2015年第4期《传播与版权》曾刊发南京政治学院柳竹撰写的《国内关于“融媒体”的研究综述》，对“融媒体”的概念进行了一定阐释：
“融媒体”是国内学者和从业人员基于美国学者提出的媒介融合概念而提出的。……绝大多数学术论文引用了百度百科的定义，即“充分利用互联网载体，把那些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互补性的不同媒体，在人力、内容、宣传等方面进行全面整合，实现‘资源融通、内容兼融、宣传互融、利益共融’”。
基于这一概念定义，再结合近年来中国互联网的整体发展，笔者以为，如果用“融媒体”一词来表达当下利用互联网载体呈现的多元、跨维度的媒体联通，可能会在实践过程中因为“融”产生一些误区。因此，在媒介渠道越来越广阔的当下，我们可以使用“全媒体”这一词汇，来传达媒体互联互通的表征。
在第九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纪录单元“‘融媒体时代纪录片的内容创新与影响力提升’主题论坛”上，中国纪录片网负责人、纪录中国理事会秘书长张延利先生曾在谈到传播渠道的时候表示，当下“融媒体时代，万物皆媒体”。这一点其实也正是“全媒体”这一词汇能够概括并延展“融媒体”这一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表述方式之一。
无论是目前社会已经普遍接受的“融媒体”，还是本文提出的“全媒体”，其中的关键点之一就是所谓“新媒体”与“传统媒体”的融合发展。
随着中国互联网事业的迅猛发展，互联网媒体日益成为“新媒体”的别名。同时，新媒体的快速普及和“低门槛”性质，也让很多传统媒体感到了巨大压力。在探讨“新媒体”和“传统媒体”这两个概念时，首先要注意到一个时间或者说是历史性的问题，这就是“所有新媒体都将成为传统媒体，所有传统媒体都曾经是新媒体。”
回顾人类文明发展史，包括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如今我们所说的“传统媒体”在刚刚出现兴起的时候，也都是那个时代的“新媒体”。而时过境迁，这些“新媒体”如今也已经都变成了“传统媒体”。如果说，我们为什么将基于互联网的媒体形式单独称为“新媒体”，那么或许就因为“新媒体”在传播特性上与“传统媒体”有一些差异，成为“特立独行”的存在。
一般说来，传统媒体在传播上具有的特性首先就是其“线性传播”。特别是在广播、电视这样的媒体平台上，这一特点更加明显。无论是音频还是视频，播出结束就代表着一档节目在时段内的结束。但是在新媒体端，这种“线性”则被彻底打破，互联网的“无限容纳性”，令用户在收听收看的时间、地点等方面都有了无限可能性。
传统电视媒体的即时性互动相对较弱。电话、短信，乃至现在微信等手段的介入，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帮助电视达成更好的即时性互动。但是这些手段，并非电视这样的传统媒体本身的特性。另一方面，多元的交互互动、网络媒体的弹幕等一系列基于互联网产生的技术手段和方式，目前已经成为新媒体端的发展潮流，甚至已经“入侵”到院线大屏中。
鉴于前文所述两个直观特性的转变，包括历史文化类纪录片在内的各种影视作品，在创作过程中也需要与时俱进，创新创作思路和手段。
对比前文提到的《航拍中国》《创新中国》《AI脑力觉醒》三部加入了较为先进的科技手段创作的纪录片作品，曾在全社会引起了轰动效应的《舌尖上的中国》，其实在技术上并没有更多亮点，反而是在“乡愁”“家乡味道”等直击人心的精神层面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而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而在2017年创造了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的《二十二》，也是因直击人性中最温暖、最柔软的部分，才取得了意想不到的票房佳绩。因此，即便是在技术日新月异的时代，只要能把握住观众的“痛点”，纪录片作品绝对大有可为。而这一点，也正是当下中国纪录片创作者们须要认真研究并付诸行动的重要课题。
在互联网技术迅速普及的当下，很多影视作品的创作基础已经发生了改变。而这一改变则是建立在大数据的支持上，建立在对用户的精准画像之上的。依托于大数据产生的更为精准的用户画像，以及互联网特有的更为迅疾的“双向反馈”机制，同样也促进了纪录片在创作方式上发生转变。这种转变可以从“选题”“创作模式”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首先，从“选题”角度来看。传统纪录片的选题及具体内容选择，由于传递方向的单向性，基本都依托于创作团队的前期调研，因此在作品完成创作之后，较容易出现成片与观众期望内容出现偏差的情况，从而导致观众兴趣度降低，进而影响作品整体收视回馈。而“全媒体”时代，因为有了更为精准的用户画像，以及“双向反馈”机制，纪录片在选题和具体内容的选择上，就有了更为精准的范围把控。以纪录片《风味人间》为例，该片总导演陈晓卿在2019年4月23日举行的“国际视阈下中国纪录片产业与传播论坛”上介绍，在这部周播的纪录片推出的过程中，创作团队会根据前一集播出后，用户在网站上的留言反馈以及即时弹幕的观点，调整下一集的内容，从而把有可能引起观众不适、不满，甚至指责的内容消灭在萌芽状态。
第二，从创作模式上看。传统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基本都是以创作者（团队）为单一核心的。但是“全媒体”时代到来之后，随着互联网“双向反馈”机制的出现，纪录片的整个创作过程也有了新的突破和变化发展。这一点在《风味人间》的创作过程中就有较为明显的表现。陈晓卿曾表示，由于互联网近年来的飞速发展，其分发功能、互动性都明显优于传统媒体，比传统媒体更加迅捷。因此，创作过程已经发生了改变，整个创作环节可以推迟到节目播出之前，甚至由于新媒体互动性的加强，创作在播出的过程中还因为互动而进行。
随着新媒体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年轻受众更多选择在新媒体端收看各类影视节目。有数据显示，国内目前电视开机率已经不足30%。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44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规模达8.5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1.2%，其中手机网民数量已达8.47亿，手机作为上网接入端口的比例已超99.1%，7.59亿网民在互联网上观看视频。在这样的背景下，影视作品如何在网络端俘获更多观众，是所有影视创作者都面临的一大问题。
从大屏到小屏，用户的观看“视野”、观看方式、观看环境等因素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电视时代”，我们基本都是在客厅、卧室等相对安静、私密的环境中，观赏节目。但是在“全媒体时代”，随着各种手机应用的广泛使用，观看节目基本已经达到“全天候”的状态。而从客厅电视的大屏，到手机端的小屏，也逐渐显露出需要创作者解决的现实问题。例如，目前较为通行的国内电视节目播出标准中，字幕一般为每屏14字，出现在节目画面的最底端。但是这一标准在手机小屏上就可能会出现字幕过小的情况，导致受众拒绝持续性观看。又如，传统电视节目的时长，在内容和观看时间都在“碎片化”的发展态势下，就可能不再完全适合所有受众的需求。因此，越来越多的节目内容，特别是有更多网络端播出需求的作品，都在朝向“网络化”的表达方式上靠近。这一点在今年热播的电视剧《破冰行动》上就有很明显的表现。该剧创作团队依据电视端和网络端不同收视人群的特点，完成了电视和网络两个版本的制作，都获得了相当高的认可和收视率、点击率。这一点或者可以成为未来纪录片制作的一个参考模板。
在近两年的纪录片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更加贴近于网络用户收看习惯的作品。如《历史那些事》《如果国宝会说话》《故宫100》等，都对传统纪录片的创作模式进行了“颠覆”。这样的作品，在篇幅上更靠向符合“碎片化阅读”习惯的微纪录片；在解说词的撰写上更贴近于时下年轻一代的网络化用语；在讲述方式上更贴近于轻松带入沉重深厚主题的新媒体阅读习惯。这些作品的出现，都很好地解读着这个“全媒体时代”纪录片创作的一种方向。
“全媒体时代”的到来，使得纪录片在创作过程中，不仅在拍摄方式、剪辑手段等方面有了转变，更在整体视听效果上得到了提升。《风味人间》就利用杜比全景声技术，在建立了128个通道的基础上，补充了层次和空间感上的不足，全面实现了声音上的“沉浸式”呈现，从声音的角度给予观众强烈的代入感。
“万物皆媒体”这样一个概念，在当下中国最深刻的体现，就在于随着信息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二维码这种数字化时代的产物，已经成为人们司空见惯的一种信息传播渠道，任何一种事物都可以通过二维码的方式进行其广泛地传播。扫码支付、扫码下载、扫码阅读……在传统的宣推手段之外，“扫码”已经成为诸多行业借助新技术手段实现“微传播”的有效手段。这种“微传播”，不仅适应了“微时代”的新变化，同时也带给宣传推广的“广告主”们更小投入换取更大回报的价值回馈空间。
基于前文中所述“全媒体时代”的种种新特性、新转变，历史文化类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可以考虑把握住以下几个方面，从而在创作过程中达到更具有现代传播价值和理念的好作品，令中国的悠久历史、传统优秀文化，在新时代能有更好的传播。
“与时俱进”不是一句空喊的口号，而是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必然的结果。这不仅要求创作者时刻都要关注最新的技术发展动态，更要求创作者时刻都要关注作品将要面对的受众的最核心、最根本的需求。今年国庆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电影局联合推出，央视频出品的4K超高清直播电影《此时此刻——共庆新中国70华诞》走进院线，让多地观众第一次在电影院中看到国庆大阅兵的现场直播。4K技术和5G技术第一次在院线中的握手，是技术进步带来的一次全新尝试，不仅提升了观看体验，也为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者们开启了一种全新的创作思路。
从新闻纪录电影、新闻简报，到传统电视纪录片，再到新媒体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发展历程，在映射着时代进步、技术发展的同时，也反映着不同时代的受众（观众）的内容追求、审美需求。这些内容追求、审美需求，如果不能很好地被反映在作品中，作品的市场需求和传播范围，也将会受到极大的限制。
因此，纪录片的创作者必须要审时度势，不断追踪当下的受众需求，才能不断创作出属于时代，甚至超越时代的精品力作。
“跨界”不仅仅是综艺节目的“歌王”“喜剧王”，更应该是纪录片创作中最要密切关注的出发点之一。
首先，纪录片是观察社会现实和当下生活的一种手段，是记录历史、传承文化的一种方式，是哲学思辨、探究真理的一种载体。因此，纪录片天生就具有“跨界”性质。没有“跨界”，就不存在“比较”，也就无从谈起思考与探索。因此，纪录片本身的哲学思辨性、纪实美学、对社会历史的深入洞察、对人性和人生理性的深入思考，都源自于“跨界”。
其次，“跨界思维”不仅仅体现在内容的跨纬度上，更体现在创作手段、表达手法的不断改革与创新之中。如前文所述，在传统的历史文化纪录片创作中，由于表达方式滞后，导致作品成为“视频化的教科书”，进而导致观众丧失观看兴趣，从而引发“弃剧”的窘境。在这一点上，《如果国宝会说话》《历史那些事》《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等作品，就在“创新”方面下足了功夫，利用网络化、碎片化、悬疑化等以往几乎不曾出现在纪录片创作中的方式手段，呈现了历史文化纪录片的不同样貌。正如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研究中心主任张同道在评价《1931刺杀宋子文之谜》曾表示的那样：
历史还可以是很有风情的，历史纪录片不再是一个胡子都白了、带着小帽和5000度的高度近视眼镜的老爷爷，而是可以很顽皮。
在“跨界思维”上，纪录片的创作其实也可以借鉴其他影视艺术的一些经验。在讲述历史故事的诸多作品中，动漫作品《那年那兔那些事》显得尤为突出。这部改编自“逆光飞行”（本名林超）同名国民历史普及漫画的动漫作品，自2015年在二次元的B站正式开播以来，已经连续推出到第五季。目前，仅在B站一家，该片就已经累计获得了近2亿次的点击播放量。今年国庆节当天推出的最新第五季第一集，目前在B站也已收获到387万次的点击播放量。“所谓岁月静好，是因为负重前行。”“那年乱世如麻，愿你们来世拥有锦绣年华。”“背后即是祖国，我们无路可退！”等诸多该片中的经典语录，已经不再局限于“二次元空间”，而成为全民都在使用的爱国主义词汇。其中，“今生不悔入华夏，来世还生种花家。”更是成为近年来网络流行语句中最为经典的爱国之句，并在这个国庆节期间成为刷屏的存在。这样一部讲述近代以来中国发展历程、看似“萌萌哒”的动漫作品，其实是一部十分生动的形象化的历史教材，《中国国防报》2018年3月12日曾刊发文章评价该片：
为国防教育找到了一个新的切入口。
是在互联网时代背景下，将主旋律内核和商业化的壳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成功尝试。
《那年那兔那些事儿》的成功说明，对于教育，不是年轻人不“感冒”，而是教育内容能否走进他们的心灵深处，产生共鸣。因而，当这些平时看起来嘻嘻哈哈的年轻人，在屏幕前盯着“兔子”泪流满面时，我们要思考的是如何创作更多这样的作品，让国防教育更有血有肉，鲜活生动。
由此观之，我们不难发现，在“全媒体”的新时代，戳中受众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真正用符合当代人的表达方式从心灵深处打动受众，是所有历史文化类影视作品都需要认真思考，并不断深入探索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历史文化类纪录片也同样面临着这样一个课题。这一点在《如果国宝会说话》这部作品中已有较为明显的体现。首先，该片预告就采取了不走寻常路的办法。“叮！你有一封来自国宝的留言，请注意查收。”这样俏皮的温馨提示，在以往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中几乎不曾出现。其次，讲述陶鹰鼎时所用的“肌肉萌”一词，也呈现着该片不同于以往的特色。于是，这部带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历史文化纪录片，以更为轻松幽默，甚至是略带诙谐的方式走进了公众视野，进一步带动了年轻观众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关注。同时，“因为刻骨，所以铭心”等很多片中的经典语句也成为网友争相使用和模仿的对象。
其实，打动人心有时并不需要创作者刻意地做一些功课，而仅仅须要做到“用心”。比如创造了中国纪录电影票房纪录的《二十二》，没有将老人们简单地定义为“慰安妇幸存者”、“受害者”，而是将她们还原为一个个真实鲜活的“人”。这一点，让曾经我们观念中痛哭流涕、声嘶力竭地揭批侵略者暴行的“受害者”，成为了我们的“自家人”。而正是基于这样的“人文主义关怀”，《二十二》才能做到用最真实的镜头，将中国妇女的“善良”“坚强”等特性，具象化地表现出来，从而深深地打动观众，进而创造票房上的“奇迹”。而前几年因“泪水与口水横飞”而爆红的《舌尖上的中国》，也同样是因为“走心”而成就了收视的新高。
无论何时何地，无论哪一种影视文学类型，创作者首先都要把握住主流核心价值观。拥有正确的价值舆论导向，既是国家形象建构的需求，更是时代赋予纪录片创作者的使命，而历史文化纪录片在这一点上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无论是历史文献纪录片，还是历史文化纪录片，都需要明确其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立意。中华文化源远流长，其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因此，从题材选择、内容选择，到阐释观点，创作者都需要时刻注意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在这一点上，《我在故宫修文物》就有其突出的特点。该片将故宫中修复文物的匠人师傅们予以集中呈现，诠释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工匠精神”的价值内核和要义，这些不但是文化传承的根本，也是时代的呼唤，更是年轻人最关心的话题。因此，本片才能在B站“意外”地成为“爆款”。同样，《二十二》《如果国宝会说话》等作品也因为正确的舆论价值导向，才能引发受众不断深入思考，从而在新时代创造出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全新亮点和价值增长点。
在当下这个“万物皆媒体”的时代，宣传手段已经不再限于传统的媒体发稿和传播。因为有了二维码的存在，当下任何事物几乎都可以成为传播的途径和渠道，从而极大地拓展了宣传传播的手段与方式。因此，宣传也不再仅仅是过去发一下通稿的简单形式，我们可以创造出更多的方式来宣传纪录片。
在网络端，我们可以利用短视频、手机海报、手机壁纸等移动时代的特有方式对纪录片进行宣传。我们还可以利用多元的自媒体平台，让更多“跨界”媒体进入到纪录片的宣传矩阵中来。比如曾经在国内红极一时的《中式学校》，就曾经被几乎全国所有教育类自媒体都进行过宣传，在教育圈、学生圈、家长圈里都受到了相当高的关注。
在线下一端，我们除了可以利用公交、地铁等传统户外广告之外，还可以利用多种合作模式，让户外广告不再是“静态”。这一点，我们可以参照《辉煌中国》及《厉害了我的国》系列节目播出时所采取的模式，找到当时盛行的ofo小黄车，利用共享单车“无孔不入、无处不在、移动宣传、数量庞大”的特性，大幅增加宣传对象的曝光度，从而达到广泛宣传的目的。此外，利用一些衍生产品进行宣传，也是现在很多影视作品广泛采用的方式。在这一点上，我们还需要特别注意，衍生品之于宣传的价值，在于其广泛性、非私密性。因而类似于集邮品等较为传统的纯收藏品类的衍生品，在这一点上可能无法满足宣传的广泛需求。但是如一般性的饰品、手机用品、文化用品等，在这一点上则相对能够成为优选内容。
今天，我们正处在一个全新的时代，国人的审美需求、求知欲望不断提升，技术在飞速发展进步，宣传传播手段在不断演进并朝向多元化发展。因此，历史文化纪录片的创作，不能再固守成规、故步自封，必须要有新的突破、新的创造、新的手段、新的表达、新的方式，才能在“全媒体时代”，为历史留下最珍贵的真实记忆，也为时代留下最宝贵的深刻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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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制：何苏六
主编：韩 飞
责编：吴禾昆 张嘉琪
编辑：周后盛